玻利维亚阳光银行CEO:普惠金融的拉美经验

          P2P的核心是到底谁控制了存款,这些存款并不纳入到监管体系中,P2P规模变大后,政府应该对其进行有效监管。近几年,普惠金融在中国十分流行,无论民间实践还是政府层面都强调金融应该惠及无法享受到传统金融服务的人群。自2008年银监会、央行发布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来,小贷公司经历一段时间高速增长后,近期已出现负增长。

  玻利维亚阳光银行前身是1986年设立的一个非政府组织,1992年成立银行,获得了政府银行牌照。30多年来,阳光银行已经发展为拥有25万借贷客户,93.6万个储蓄帐户,资金体量为12.27亿美元的银行,这一数字占玻利维亚GDP的4%,占金融系统7%。另一方面,阳光银行的信贷回款率超过99%,拖欠率不足1%。

  作为四大金融模式之一,以玻利维亚为代表的拉美模式普惠金融做的相当成功。尽管玻利维亚只有1000多万人口,当然无法与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比较,但阳光银行的经验仍有很大借鉴意义。目前,小贷公司在中国面临无法获得正规银行牌照的困境,此外,中国征信体系也不够完善,阳光银行有什么经验?普惠金融该如何发展?带着这些问题,2016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期间,财新记者专访了阳光银行首席执行官Kurt Konigsfest。

  如何挖掘客户

  财新记者:你怎么理解普惠金融?

  Konigsfest:的确,普惠金融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内涵。目前无论是欧洲美国等,传统大型国际银行总是集中于大型企业或者有钱的客户,不会想着怎么覆盖低收入群体。往回看,在三四十年前包括玻利维亚在内几乎所有国家,有七八成的人群无法从银行贷款。对我们来说,阳光银行建立伊始,我们的目标就是抵达低收入群体,我们对普惠金融的理解是覆盖那些无法享受到传统银行服务的群体。

  财新记者:格莱珉模式更专注于农村,但阳光银行针对的是相对较高收入的人群,特别是城市的中小企业主,是这样吗?阳光银行的模式与格莱珉有何不同之处?

  Konigsfest:不完全这样。如果要和格莱珉相比,最大不同是,格莱珉是一个基金会,而我们是一家银行,是受到央行监管的。作为一个基金会,把钱借出去的时不太会计较对方是否偿还,但银行是从公众吸收存款的,因此贷款时必须对存款客户负责,这是最大的不同之处。

  实际上,我们一开始也是小客户,但历经了一些变化。开始时,客户的贷款额度比较低,如300美元,但随着他们生意规模扩大,需要更多资金,我们根据客户的需求做出了调整。可见,我们的客户并非一开始就是中小企业主,他们也是从低收入的状态发展过来的。由于我们是一家银行并非基金会,因此客户并非是那种十分贫困的人,他们至少要有自己的小生意,或者有一定其他财物。

  财新记者:你们是怎么找到这些客户的,模式是什么?

  Konigsfest:阳光银行和中国的“海南模式”有点像,我们在全国范围有办事处,雇佣了相当多的大学生,毕业或者在校实习都有。他们有经济管理、工程等专业背景,会直接到市场和乡村去,和各行各业的小生意主或企业老板接触,包括木工、街边卖水果和食品的商贩等。有时商贩们也会找上门来,但我们更愿意直接到他们店里去。我们希望通过亲自上门的方式,了解清楚他们具体做什么,并且记录下来。以前是笔记,现在可以录入手机里,与网络系列对接起来,因此可能更好的了解客户,包括是否有过信贷经历等信息。

  财新记者:格莱珉和阳光银行一开始都是采取小组贷款模式,但目前阳关银行98%都是个人贷款,能否谈一下具体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Konigsfest:一开始我们的客户还很穷,没有信贷经历,当他们组成一个小组时会感觉更安全。道理很简单,比如5个同村的人一组,大家都熟悉,如果有人某个月无法偿还,其他小组成员可以先顶着。之后,很多客户提出个人信贷要求,而且我们也同时面临其他银行的竞争,因此这个转变也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

  财新记者:小微金融的本意当然很好,但对于很多农村的人来说,他们或许根本不知道需要钱干什么,或者担心无法偿还而放弃了贷款的念头,阳光银行的经验是什么?

  Konigsfest:每个人都需要钱,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会告诉他们,接受贷款后可以扩大生意规模,提高利润,进行再投资。在中国,可能由于计划经济的原因,过去农村可以自给自足,很多人不太会想钱的问题。但随着子女出城务工,带回不同的生活方式,会激发村民挣钱的念头。中国现在的情况也是,人们想要在物质上得到更多。

  通过谈话建立客户征信体系

  财新记者:就提供的金融服务看,阳光银行给客户的选择有哪些?

  Konigsfest:首先我们提供运转资金(working capitals)的贷款,客户因此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比如进更多的商品等。其次有投资贷款(investing capitals),比如开工厂的客户可以贷款来配置新的机器。前者金额较少且期限较短,后者一般是5年,要求生意规模较大。

  此外,还有住房贷款和消费贷款。很多客户后来提出要买电视机等产品,一开始我们不答应,不过随着其他竞争者提供相应服务,我们策略做了调整。基于对客户的了解,阳光银行能够确保贷款客户有偿还能力。

  财新记者:近期阳光银行进行股权重组,其中Triodos Investment Management通过Triodos Microfinance Fund and Triodos Fair Share Fund这两个基金的股份占到了12%。随着股东规模进一步扩大,但股东又是追求利润的,阳光银行如何做到社会效益和盈利的平衡?

  Konigsfest:是的。我们的股东很多来自海外,比如荷兰的Triodos Bank,丹麦的Danish Micro-finance Partners,最大的股东则是美国的Accion International。当然还有玻利维亚国内的一些小股东。

  幸运的是,这些股东并非只是追求利润,他们希望既能够实现社会效益又能盈利。就拿此次11.5%的股份来说,他们并未因此而退出。他们想着做些与其他银行不同的事情,可以帮助更多被大银行忽略的人群。实际上,这些股东不仅投资玻利维亚,还投资了秘鲁、巴西等,甚至来到了中国,比如Accion International目前在内蒙古设立了一家银行。他们认为中国有13亿的人口,一旦能在找到发展普惠金融的方法,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财新记者:阳光银行对客户的征信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Konigsfest:阳光银行有40年发展历史了,我们形成了专门的信用计分工具,客户过去所有信息我们都记录在案。我们会对客户进行逐个谈话,为每位客户建立一份“金融报告”,记载其从事商业的具体信息,包括价格、收益等。很多客户常常不清楚自己生意的情况,比如一天进货多少,卖出多少等,我们就要求他们用手机拍照保存下来。因此,每当有新客户,我们能够根据已有的数据库进行对比分析。例如,一般来说,对于一个妇女商贩,每天能卖出500支玫瑰,但如果有人报告卖出2000支,这肯定有问题。另外,谈话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可以感知客户是否真的值得信任。我们知道贷款存在两种情况,无力偿还和故意不还,我们通过谈话的方式来避免后一种情况。

  政府介入普惠金融前提是必须懂行

  财新记者:阳光银行一开始利率高达70%,为什么二三十年前可以做到70%这么高?

  Konigsfest:其实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客户能否偿还我们的贷款。单纯数字计算,一单500美元或100万美元的放贷,对于银行来说所需的工作是一样的,包括造访客户,进行信用分析等。为了贷款可以覆盖成本,我们必须对小额信贷收取高利息。

  财新记者:但如此高利息客户如何偿还?

  Konigsfest:70%的利息意味着什么呢?很多客户都是街边的小摊贩,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并不知道这种生意利润是很高的,常常可以达到500%。比如以20元价格买回一包糖果,之后单个卖出去,就可以收入100元。我们会教授他们,讲清楚是可以盈利的。因此他们可以支付得起70%的利息。

  财新记者:为什么做出调整?

  Konigsfest:阳光银行并非完全为了盈利,是有社会责任的。怎么样才能够把利息降低?我们意识到唯一的方法是扩大规模。客户可以把利息下降的钱投入到再生产,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客户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改善,我们也实现了社会目标。目前我们的利息是18%,根据新的政策,政府要求我们2018年后,60%的贷款资本的利率必须下降到11.5%,40%保留18%。

  财新记者: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

  Konigsfest:政府可能觉得我们挣的钱太多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处于进退两难之间,这个就好像是一个商品的价格,我们的规模越大,商品就能够越便宜。目前玻利维亚是左翼政府,我不懂政治,但我认为,一旦政客介入经济,总会有问题,他们并非为客户考虑,而是想着自己的选票,关心自己的仕途。目前,很多其他小型银行无法做出11.5%的调整面临关闭风险。尽管对阳光可能是一个机遇,但我们也不知道到2018年能否调整至11.5%。

  财新记者:近年来。普惠金融的概念在中国也十分火热,甚至提高到政府层面,你认为发展普惠金融政府应承担何种角色?

  Konigsfest:以我的经验,政府如果真正懂,是有帮助的。在1986-1992年期间,阳光银行规模还相当小时,我们就向政府和央行反映,银行法是为大型银行和大额贷款而设计的,没有任何条例涉及小微金融,希望政府可以制定相应法案,使非政府组织或者小微信贷公司能够转为银行。政府在1992年通过立法,制定了专门针对小微金融的具体法案,我们才得以晋升为银行,也才有了今天的发展。

  在很多国家,银行法只是为大型银行服务的,在欧美如此,在玻利维亚也如此。政府往往口头支持普惠金融,但却要求他们遵守与大型银行一样严苛的法律。我们当然理解并支持加大监管,但监管机构得制定具体明晰的法律,让每个人都清楚权利和责任的边界。此外,监管还应该是弹性的,分层次监管,不能对所有银行都搞“一刀切”。

  财新记者:对于中国微型信贷公司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无法获得银行牌照,因此无法吸纳公众贷款,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Konigsfest:这是监管的问题了。如果我是中国的监管者,我会和这些小微信贷公司说,你必须给我展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能够确保吸纳公众存款后确保客户安全,这样才允许他们获得银行牌照。一个小微企业提出服务社会、帮助穷人的目标当然值得提倡,还如果缺乏规范的资金管理机制是不行的。

  这是我第四次来中国,总体感觉中国监管机构比较保守。这也能理解,中国对世界开放的时间还不算长,银行是一个新事物。如果允许小贷公司拥有银行牌照,一旦他们破产,将怎么保护客户利益,确实是个问题。但从西方经验看,银行是以杠杆原理逻辑运作的,如私人鼓动每投资1美元,银行就能贷出10美元,这就是10倍杠杆,但如果只是纯粹基金会1美元只能贷1美元。可见,授予小贷公司银行牌照是迟早的事情,尽管不会一夜发生,但那一天总会到来。

  财新记者:阳光银行目前不良贷款比例低于1%,这是怎么做到的?你们怎么认定不良贷款?

  Konigsfest:不良率方面我们有一个30天的信息拖延,一般来说是以月计,可能会延迟30天,也就是一个月。如果一个人在他应该付款的30天之内还没有付,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不良率,也就是每30天成为一个单位,如果再拖30天的话这个指标还会往上走一个点。我们目前通过小额存款提供小额信贷,这样就实现了微小金融。

  财新记者:相对而言,拉丁美洲的金融基础设施并非很完善,但小微金融做的很好,为什么?

  Konigsfest:任何行业都是有起有落的。我们一开始利息高,产品少,发展不断壮大后,客户也高兴,但发展都是阶段性的。随着金融科技和数字化的发展,我们现在的模式也过时了,需要改变。要实现政府制定的11.5%利率目标,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利用技术,包括使用智能手机、电子银行等,使产品多样化。

  财新记者:提到金融科技,有些互联网金融企业打着“普惠金融”的牌子圈钱,你怎么看?

  Konigsfest:互联网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有不利之处,P2P的核心是到底谁控制了存款,这些存款并不纳入到监管体系中,我认为如果P2P规模变大后,政府应该对其进行有效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