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贝多广
执行主编:李焰
2016年2月


最近时期股票市场的巨幅震荡,使得很多人对金融的认识掠过一大片乌云,金融究竟是推动了经济还是拖累了经济?金融危机是否会引发经济危机?股票市场是为经济创造了价值还是不断地消灭价值以至于经济甚至社会为救助股市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确实,金融对经济的利弊得失再一次赤裸呈现,供人们审视。有趣的是,我们的团队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我们越来越深信,就社会和金融而言,社会有善恶之分,金融有好坏之别。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中国金融也已形成比较复杂的结构和运行规则。概括地说,中国金融结构的特征就是从单一的银行体制向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体制演进,比如主要银行都已成为资本市场中的上市公司,比如股票市场日益牵动经济神经,再比如各种类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耕耘着各自的一亩三分地,更何况遍地烽起的互联网金融挟着市场化大旗直面挑战现有的监管框架。不可否认,在中国经济伟大奇迹的背后,金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另一个事实,也让我们清醒地看到,现有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中的一些痼疾与金融结构脱不了干系。 市场经济的一个卵生兄弟就是贫富差别。中国经济在改革之初,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看到了市场经济因其效率之高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因每个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同,生产效率不同而形成的贫富差别,本来是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产物。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可能加快经济增长,但严重的贫富差别,甚至贫富悬殊,社会暴戾之气漫延,则会阻碍社会进步甚至引发社会动乱。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源在于金融结构。为什么?因为富人更容易获得金融资源,穷人很难甚至无法获得金融资源。金融资源向谁倾斜,谁就有机会向社会经济结构的上层攀登,而社会的中下层企业及家庭因缺乏金融资源而困顿于社会经济结构的中下层甚至底层。当富人在为金融资源而酒足饭饱之时,穷人正在为金融资源的物以稀而贵发愁。最应该关心穷人处境的当是富人,因为贫富悬殊造成的社会动荡,受损失最大的必然是富人。由此可见,金融已经不仅仅指融资、估值、资管和风控,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应当而且能够成为促进社会良性运转的杠杆,缩小贫富差别的利器。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够促进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的金融,有利于有效配置资源的金融,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金融,有利于既促进经济增长又推动社会公平的金融,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的金融,有利于下层人士、低端群体、草根阶层往社会中端走的金融,有利于金字塔型社会向橄榄型社会转型的金融,有利于避免掉进“中等收入陷井”的金融,就是好的金融。总而言之,好金融是充满了正能量的金融。

建设好金融未必是一场劫富济贫的过程,更不是推倒重来,恰好相反,好金融是在现有金融基础上通过更大力度的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使现代金融服务的成果能够被更广大人群所享受。因此,它更像是在现有体系中不断增加增量, 增加好的成份,来形成推动向好社会迈进的一个过程。在现有金融体系里,充分考虑到人性的贪婪和恐惧,熨平金融波动以减小金融对经济的拖累,改善监管,本身也是向好金融转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好金融并不排斥高端金融,比如私人银行、财富管理,但好金融的特征是让每一个社会公民都有机会享受到金融服务。基于此点,普惠金融成为好金融的重要方面。普惠金融强调金融服务的公平性和包容性,重点就是如何将金融服务覆盖到社会的中下层,包括企业和个人。实际上,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这方面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中国金融在过去三十多年的长足进步中,留下普惠金融领域长长的阴影。小微企业融资贵融资难已然成为新闻媒体的老生常谈,低收入家庭空有消费意愿但苦于囊中羞涩。直截了当地说吧,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消费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家庭缺乏有效消费能力相关。有专家指出,在提高穷人收入水平的同时,通过金融手段提高穷人的消费能力显得更为及时更为简便。

当然,要给普惠金融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恐怕不是一件易事。有人说,普惠就是普及和优惠的缩写。这是一种误读。普惠仅仅指普及和惠及,并没有优惠的含义。理论和实践反复证明,补贴性的优惠往往会使市场扭曲,效果不彰。普惠金融更像是一种理念,每个人都有获得基本金融服务的权利。谁没有获得这方面的权利?或者理论上获得但事实上很难获得?当然是企业领域中的小微企业,以及居民领域中的中低收入人群。所以,理所当然地,普惠金融着重关注中下阶层的金融服务覆盖面、服务品质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问题,诸如资金可得性、资金成本、消费者保护和教育以及相关的监管框架等等。普惠金融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必须与时俱进。当今天我们把基本的存款、贷款和汇兑列为普惠金融的基本服务项目时,我们要考虑到随着时间这些基本服务项目会发生变化,比如保险产品、租赁产品,甚至日益丰富的理财产品也会成为中下层人士的基本要求。当互联网深入乡村,手机银行成为每个手机用户的必备软件时候,你能说炒股只是少数人能玩的奢侈品吗?

诚如前述,普惠金融体系不是重新建立一个与现有金融体系并行的新体系,现有的金融机构已经或能够提供大量的普惠金融服务。现有机构无法或因商业模式等原因未能提供普惠金融的领域,给新机构新业态新手段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比如专注农村家庭微贷的机构,比如专注城市低收入人群的消费信贷机构,比如互联网金融中的众筹、第三方支付、利用手机平台的各种金融服务。这些新颖的普惠金融服务商并非永远处于非正规金融范围,发展普惠金融事业本身就包含了容纳这些新机构新业态新手段,并将正规金融与普惠金融重叠。

普惠金融是一项国际共识,联合国为此制订了2020规划。然而,中国的普惠金融可能有其国情特征,比如,正在中国兴起的小微金融包含了为中小科技企业创业创新服务的各类金融服务,比如中国大小城镇活跃的消费信贷,虽不在正规金融之列,但主要是为低收入人群扩大消费能力,再比如支持大学生创业的小额贷款等。由此可见,普惠金融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所以也有人将这一外来语直接翻译成“包容性金融”。从某种意义上说,后一种翻译更为妥切,较少歧义。

中国的普惠金融正方兴未艾,撰写《2015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旨在于真实反映中国普惠金融事业的进步和问题所在。我们的团队力求用事实和数据说话,本书中若干案例分析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需要承认的是,由于时间约束和基础工作的薄弱,今年的研究报告只能算是这项工作的一个尝试性开端,大量的改进以及提高的空间留待未来加倍努力来填补。值得自豪地是,从这本书开始,我们提出了好金融与好社会的概念,并且加之于阐述和发挥。如果通过此书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好金融的意义所在并为之奋力而为,那正是我们团队全体人员的期盼所在。

当这本研究报告即将付梓之时,我要感谢我们小微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人大商学院李焰教授和她所直接指挥的研究团队,她(他)们倾心投入,夙夜匪懈,这段经历一定会成为我们研究中心未来的美好记忆。我还要感谢中国民生银行对这个项目的鼎力资助,洪崎董事长的躬身关注和小微金融部徐捷副总经理的莅临指导,都给予团队增添信心。最后,我还要感谢研究中心理事会全体理事特别是担任理事会联席主席的陈雨露校长,他们在去年11月中心成立之时所寄予的殷切期待一直是我们行动的指南。